张文荣：180师被俘战士，炸毁美机跳伞逃回，不愿当官回乡教书

儒家文化非常注重气节，这被中国传承了几千年。古时候，两军交战，很多人即使被俘仍然不会投降屈服，这样的大多在历史上留下美名。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苏武牧羊，他手持汉符杰，在匈奴居住19年，始终不肯屈服。有些人虽然未能在战场上成为英雄，但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抗争，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比英雄更精彩的故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一位志愿军战士，被俘6个月饱受折磨，最终逃出了魔窟，回归祖国。他原本是国军起义士兵，参加志愿军后被编入在朝鲜失利最严重的180师，被俘后获得敌人信任对其重用，他借执行任务之际炸毁敌机顺利逃脱。他的故事精彩到电影导演都不敢想象，也正因为太过传奇，一开始部队的人几乎都不敢相信他的话……

这位战士叫张文荣，他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直到去世后才渐渐为人所知。

张文荣，1927年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老达房乡大树林子村，1948年7月从沈阳市第二工科高职学校毕业。这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青年，做了一个差点毁灭自己的抉择，当年8月考入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12月正式开学被分配在通信兵科。

算起来，这属于黄埔第23期，是在大陆的最后一期，也是最惨的一期。还没毕业，解放军已经打到成都了。“49年加入国军”被现代网友用来嘲笑别人做了最错误的决定，张文荣在48年下半年加入国军，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他正式开学的时候，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国军不可能再有挽回败局的机会。而他还不远千里地跑到成都上学。还好，学校教育处长李永中为他们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1949年11月，贵州全省，湖北、四川大部分地区相继解放，解放军随即对成都发起进攻。紧接着云南、四川、西康等地方实力派人物纷纷宣布起义。眼看败局已定，老蒋令胡宗南在川西收拾残局，自己慌忙逃离。

当时成都陆军军官学校还有3000多名师生，老蒋要他们随胡宗南残部迁往西昌负隅顽抗。该校教育处长李永中等人早就与解放军有联系，当老蒋下令他们西迁的时候，他便一直拖延时间，等解放军前来接收。

12月25日，李永中在四川郫县宣布军校起义，在学校教员感召下张文荣也加入了起义队伍。随后，他被分配到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继续学习。1950年10月，他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第60军180师，担任排职报话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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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趁中朝部队比较疲惫，人员和物资均来不及补充之际，企图集中兵力以正面进攻和侧后登陆配合，向38线以北推进。当时志愿军的兵力尚不足以抵挡敌军进攻，只能主动发起第五次战役，打垮其正面防线，使其被迫放弃侧后登陆计划。

张文荣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跟随180师入朝作战。当时该师中像张文荣这样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较多，就连师长郑其贵也是政工干部转行，在解放战争中没有经历过大战、苦战。当时，美军对我后方交通线狂轰滥炸，物资无法及时供应，只能靠战士自身携带7天左右粮弹支撑。美军往往在志愿军进攻阶段凭借工事固守，待志愿军粮弹消耗殆尽之际发起反扑。

第五次战役后期，180师已经插入38线以南100多公里。在全军战略后退之际，该师担负掩护任务，由于友军撤退时没有及时通报，让出了一个大口子。美军凭借机械化力量迅速穿插到180师侧后方。此时的180师，已经陷入五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中，粮尽弹绝，异常危险。

接着，180师又在指挥上出现一连串失误，始终无法突出敌人包围圈。危急关头，师长缺乏决心，下令分头突围。最终该师损失惨重，只有不足4000人突出重围。张文荣在电台被敌机炸毁以后，扛起枪与其他战士一起突围。途中遭到炮击负伤昏迷，不幸被俘。

被关押在战俘营内，张文荣内心非常苦闷，他想起出国前宣誓“要把最后一滴血洒到祖国的边疆。”不料才入朝两个多月，手无寸功，就当了俘虏。战俘营四周都是高墙电网，想要逃脱简直比登天还难。大家睡在潮湿的土地上，每天吃的都是带着霉味的粗粮，连喝的水都无法正常供应。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大多数战俘都患上了各种疾病。

1951年底，朝鲜停战谈判进入“战俘遣返”问题时，美方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对被关押的战俘是否愿意回国进行血腥“甄别”。此时，国民党还以教师、医生等名义派来一批特务，在战俘营内实施残酷统治。以写“请愿书”、在身上刺反动标语等方式，强迫战俘选择不回国。

他们对于要求回国的战俘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轻则打骂关禁闭，重则殴打致残，甚至活活打死。张文荣曾亲眼看到一个川大毕业，叫林学甫的战士，因为说了几句想回国的话，便被特务们痛打了一顿，还强行给他刺字。他怒斥敌人：“你们能够在我身上刺青，但永远改变不了我的心。”结果被被残暴的特务挖出了心脏。

特务们也强迫张文荣去台湾，有时还用匕首威胁，张文荣每次都想办法敷衍过去。可能是由于“黄埔生”的身份，特务们没有太为难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张文荣只能默默忍受，平时不敢多言，尽量躲开这些特务。张文荣后来形容那段日子：“几个月的时间比我生活过的二十几年过得还慢。”

1951年12月中旬的一天，张文荣等几个人突然被管教人员调出去，送到釜山的一个山坡上。当时张文荣内心非常恐慌，他早就听说过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做毒气试验，害怕自己会被用来做试验。

后来他们又被要求换上美军衣服，送上了美军飞机，被运送到日本东京。张文荣心想，完了，真是要落到日本人手中做试验呀。他们被关押在一间屋子里，恐慌地度了一晚。第二天，他们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叫伊藤正一的日本人，他们会说流利的中文。

一进屋，他们就问：“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张文荣如实回答说：“不知道。”

他们又接着说：“这里是情报机关，用你们的话说就是特务机关。叫你们来就是让你们帮联军搞情报。”

原来，美军当时正在从战俘营当中挑选“可靠”人员，进行特务培训，企图对志愿军后方实施侦查和破坏。张文荣有“黄埔生”的身份，还懂得电台发报技术，平时表现又比较顺从，成了美军重点争取对象。但这可是背叛祖国的行为，众人面面相觑，流露出为难的表情，半天没人敢接话。

那个日本人说道：“今天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活路，如果不服从安排，想从这里回去是不可能的。”说完，他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做了一个杀人的手势。

张文荣内心非常纠结，一方面战俘营内非人般的生活，他再也无法忍受。但另一方面，要背叛祖国为敌人搞情报，将来也不会有好下场，这是坚决不能干。他脑袋不停地盘算着，与其白白被杀，不如拉一个垫背的，万一有机会还能逃回祖国呢。

于是他在敌人写的“自愿书”上签了字，暂时成了一名叛徒。美军当然没有那么笨，会单凭一份“自愿书”就相信他们。美军不仅对他们进行特务训练，还在他们宿舍内安装了窃听器，24小时监视。平时给他们灌输反动思想，考察言行举止，直到他们认为合格才会交付任务。

张文荣接受的培训有跳伞、兵器识别、爆破、情报六原则、朝鲜语等。他从一开始就抱定伪装的决心，因此学习和平时的表现都格外积极，成绩也非常好。这期间，不断有人被带走，再也没回来过，也许他们就是被认为“不合格”的那一类。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和考核，张文荣总算通过了敌人的考察。

1952年2月19日，美军给他安排了任务，化装成志愿军空投到中朝部队后方，收集当地弹药库、粮库等情报，引导美军飞机进行轰炸。当天他们换上志愿军服装，每人领了一支步枪、2枚手雷等装备，登上了美军一架C-46运输机。飞机上有几个平时训练的教官，他们打算把3个情报小组空投到铁原以西的谷山郡。

张文荣内心非常紧张，他一旦成功落地，便可以回到志愿军部队中。但敌人手里有自己的“自愿书”，而且自己是带着任务空降回来的，恐怕很难说清楚。加上自己受了几个月折磨，非要出了这口恶气，顺便立个功为自己作证。就算不幸被杀，也是死得其所。

他把一颗手雷藏在手套里，紧紧攥着。凌晨2点20左右，行动负责人哈里森叫到他的名字，示意他跳伞。张文荣在离开舱门前猛地拉开了手雷上的拉环，使劲往机舱深处扔去，随后纵身一跃，跳离了飞机。

他在空中先是听到一声小的爆炸，接着便是一声巨响。飞机舱冒出浓烟，没多久就化作一团火球朝地上栽去。这团火球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地面的志愿军发现后立即派出了人员进行搜索。

张文荣落地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志愿军。他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参加特务培训、炸机逃回的过程。战争年代，战士们都异常谨慎，并没有轻易相信张文荣的说法。直到第二天，那个负责此次行动的美国人哈里森跳伞后也被志愿军抓获，他的供述与张文荣说的基本一致。

张文荣的情况被一级一级往上报，中朝谈判代表团在利用这一事实谈判桌上，披露了美国虐待战俘的真相，使其感到非常难堪。后来参与谈判的柴成文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这样写道：

张文荣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向祖国——母亲报到。

由于现实原因，那个年代的人对被俘人员还是抱有一定偏见的。即使张文荣完成了炸毁敌机的英雄壮举，组织上并没有安排他返回部队，而是把他送回国接受审查。直到1958年3月，北京军区政治部才作出调查结论：

志愿军被俘人员张文荣，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俘去，后被强迫充当特务，张乘离机时，用手榴弹将敌机炸毁……有立大功表现。为此，奖给张文荣人民币八百元，并不以反革命论处。

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鲁岗还特意代表军委总政向张文荣表示，对他的问题负责到底，并派人把他安置到辽宁省劳动厅工作。

如果战场上打下飞机是一件大功，志愿军中有一个叫关崇贵的战士，用步枪打落了一架飞机。彭老总知情后，给他连升了三级，后来他还获得了“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记特等功。张文荣因为身份特殊，虽然未获英雄称号，但当时对他的安置应当说还是非常周到的。

但以当时的工资水平来看，800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公务员一年的工资。而且他安置的部门是劳动厅（现在叫人社厅），曾有一段时间负责各单位的人事，是一个很容易出干部的地方。那时候老百姓都把公务员称作“当官的”，安置在这样的重要部门，只要好好干，当个不大不小的官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张文荣觉得能活着回到祖国就已经很幸运了，他似乎看淡了名利，不愿意做官，他只想回到家乡跟家人团聚。当地又安排他到文教局，后分配到满都户镇古城子小学任教。他曾在当地多所学校任教，直到1981年退休。

这么多年，张文荣一直很满意这样的安排，从未觉得组织对他有任何亏待。其实，他内心一直有一个愿望，当年他被俘后并没有背叛祖国，却因此失去了自己引以为豪的军籍。不过，他相信总有一天，组织会给他一个说法。他无声无息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也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直到2000年初，他去世以后，后人认为应该给他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向相关部门提出复查申请。北京军区复查后，于当年6月派人给张文荣家人送去恢复其军籍的决定，并补发了复原军人证明书和复员费。

返回家乡的张文荣，无疑过着平凡的一生，但他的一生正因为这种平凡而显得更加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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